唐朝（618—907年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王朝之一，其灭亡并非单一事件所致，而是政治腐败、军事失控、经济崩溃、社会矛盾激化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。从安史之乱到朱温篡唐，这场持续一个半世纪的衰亡史，揭示了帝国治理的深层危机。
一、安史之乱：帝国根基的致命一击
安史之乱（755—763年）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。这场叛乱由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与部将史思明发动，持续八年之久，直接导致中原地区“人烟断绝，千里萧条”。叛军攻占洛阳、长安，迫使唐玄宗逃亡蜀地，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（唐肃宗），形成两京沦陷的危局。
安史之乱的根源在于唐朝军事制度的失衡。为防御边疆，唐朝在景云年间设立节度使，赋予其军事、财政、行政大权。至天宝年间，全国十镇节度使掌兵49万，而中央禁军仅8万，安禄山一人更兼三镇节度使，麾下精兵15万。这种“外重内轻”的格局，使地方势力逐渐脱离中央控制。叛乱平定后，唐朝虽收复失地，但国力已遭重创：人口锐减、经济凋敝，中央权威大幅削弱，为藩镇割据埋下伏笔。
二、藩镇割据：离心势力的野蛮生长
安史之乱后，唐朝为安抚叛军将领，被迫承认其在河北的统治地位，设立河朔三镇（成德、魏博、卢龙）。这些藩镇“虽称藩臣，实非王臣”，自行任命官吏、征收赋税、拥有独立军队，甚至拒绝中央调遣。例如，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公然铸造“镇冀强兵”铜印，与中央分庭抗礼。
藩镇割据的蔓延使唐朝陷入“弱干强枝”的困境。元和年间（806—820年），全国藩镇达46处，除关中、江淮等少数地区外，中央实际控制区域不足三分之一。藩镇之间为争夺地盘频繁混战，如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曾派刺客暗杀宰相武元衡，公然挑战中央权威。这种分裂局面严重消耗了唐朝的国力，使其无法集中资源应对外患。
三、宦官专权与朋党之争：朝堂的自我毁灭
唐朝中后期，宦官势力与官僚集团的内斗成为政治瘫痪的主因。宦官通过掌握神策军（中央禁军）干预朝政，甚至拥有废立皇帝的权力。唐顺宗试图通过“永贞革新”抑制宦官，却被宦官俱文珍等逼迫退位；唐文宗发动“甘露之变”企图诛杀宦官，反被仇士良等屠杀千余官员，史称“天下皆为之战栗”。
与此同时，官僚集团内部的牛李党争（808—846年）持续近四十年。牛党代表庶族地主，主张通过科举选拔人才；李党代表门阀士族，强调门第出身。两派为争夺相位不择手段，如李德裕任相期间，将牛僧孺、李宗闵等贬至偏远州郡，导致“朝廷空矣”。这种内耗使唐朝失去改革机遇，政策摇摆不定，进一步削弱了统治合法性。
四、经济崩溃：土地兼并与赋税盘剥的恶性循环
唐朝经济崩溃的直接诱因是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瓦解。均田制规定成年男子授田100亩，但到天宝年间，贵族、官僚大量兼并土地，导致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”。据《唐会要》记载，天宝八年（749年），全国官田仅剩321万亩，不足开元二十八年（740年）的十分之一。
土地兼并引发赋税危机。租庸调制以人丁为征税标准，但农民因失去土地而逃亡，导致“户少税多，困于输纳”。为弥补财政缺口，唐朝政府加征青苗钱、间架税（房产税）等苛捐杂税，甚至允许地方藩镇自行征税。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激化了社会矛盾，为农民起义埋下火种。
五、黄巢起义：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
唐朝末年，社会矛盾已濒临爆发点。874年，王仙芝在长垣起义，次年黄巢在冤句响应，提出“均平”口号，迅速席卷中原。起义军采用流动作战策略，转战大半个中国，甚至攻入长安，建立“大齐”政权（881—884年）。尽管黄巢起义最终被镇压，但唐朝统治已名存实亡：
人口锐减：关中地区“人烟断绝，千里萧条”，全国人口从天宝八年（749年）的5288万降至中和四年（884年）的1500万；
经济崩溃：长安、洛阳等商业中心被焚毁，货币体系瓦解，地方藩镇趁机垄断盐铁专营；
权威丧失：黄巢部将朱温、秦宗权等投降唐朝后，被任命为节度使，进一步壮大藩镇势力。
六、朱温篡唐：帝国谢幕的终章
黄巢起义后，唐朝实际控制区域仅剩关中、河东等地。888年，唐昭宗即位，试图通过削藩重振中央权威，却引发宣武节度使朱温的叛乱。904年，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，随后弑君另立唐哀帝。907年，朱温迫使唐哀帝禅让，建立后梁，唐朝正式灭亡。
朱温篡唐标志着五代十国（907—960年）分裂时期的开始。此后五十年间，中原地区先后更迭五个朝代，周边存在十个割据政权，中国陷入长期战乱。直至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，才重新实现统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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